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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新闻]法治的细节︱仅有“正确”是不够的|丰台区|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

  “大红门抢孩案”过去快两个月了,但其引发的争论远未消褪。

  在案发后整整一周的时间内,有关“商场抢孩子只行政拘留5天”的新闻几乎刷爆了朋友圈。诸多育儿公众号也以此为标题大做文章,一方面提示父母对儿童拐骗严加提防,另一方面推波助澜地继续强化公安机关在本案中对所谓的“抢孩行为”的“恣意轻纵”形象。

  其实,此案背后涉及的法律问题众多,需要仔细予以梳理。在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之前,我们先简单回顾下整个事件的始末。

  一、事件始末

  2018年10月2日,家住北京丰台区的李先生之妻带着未满周岁的孩子去商场,竟然遭遇三名女子围堵,欲将其孩子从婴儿车中抢走,最终由于商场顾客众多,三名女子抢孩未果。

  接到群众报警后,大红门派出所派员处理。在对涉嫌抢孩子的三人予以传唤询问后,由丰台区公安分局做出了行政拘留5日的行政处罚。

  李先生和其家人历经上述惊悚过程后笃定认为,抢自己孩子的三名女子是有预谋、有组织的“拐卖儿童”组织,其行为已然构成了拐卖儿童的犯罪行为,理应移交刑事司法机关立案,丰台区公安分局竟以“行政拘留五日”草草处理,实属对于这种恶性犯罪行为的“轻纵”。

  李先生将此经历以文章开篇提到的“商场抢孩子只行政拘留5日”题转发至网上,并迅速掀起轩然大波。如此明目张胆的“抢孩子”行为竟然发生在国庆期间的首都北京,发生在喧嚣繁华的商场,而与之对比,公安机关的处理又如此轻描淡写,这些要素都成为这一案件受到强烈关注的原因。

  二、法理问题

  撇开因儿童拐卖屡禁不止所引发的社会整体的不安全感不谈,本案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至少包含以下几个:其一、李先生和其妻子认为涉案的三名女子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要求公安机关予以刑事立案,但丰台区公安分局仅以三名女子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为由对其予以行政拘留,该认定是否正确?李先生和其妻子对此处理决定不服是否有权以及如何诉请救济?

  其二、丰台区公安分局以《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1条第1款为依据,对“抢孩子”的三名女子做出的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究竟又是否妥当?

  其三、本案的后续发展是李先生针对丰台区公安分局的处罚决定申请了行政复议,认为原处罚过轻,要求对涉案的三名女子加重处罚,李先生是否具有主张该项诉求的法律资格,而其诉求又是否应予支持?

  针对第一个问题。众所周知,法律责任从属性而言可区分为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如果当事人的行为只是行政违法,即仅是违反了行政管理法律规范,应承担的是行政责任,例如本案中的行政拘留就是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追究的行政责任;但当事人的行为如果已经构成犯罪,则要移交刑事司法机关,依照刑事程序追究其刑事责任。行政违法和犯罪或许在行为外观上有相近和重合,但认定标准和归责要件却各有不同。

  在本案中,三名女子的行为虽然让李先生及其家人受到极大惊扰,而且从行为客观上似乎的确属于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条所规定的“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施诈、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拐卖妇女儿童罪”,但要符合此罪的定罪标准,还需具备“以出卖为目的”的主观故意。

  而经丰台区公安分局的调查,抢孩子的“主犯”沙某是因儿子儿媳关系不睦,孙子由儿媳在北京单独抚养而滋生出去北京抢回孙子的想法。而在西红门商场发生的那一幕也是因沙某将李先生的妻子误认为“儿媳”后,所发生的“乌龙事件”。既然主观恶意不存在,自然不符合该罪的犯罪构成,李某与作为其帮手的另外两人的行为也就不构成“拐骗妇女儿童罪”。

  但本案中的李某对公安机关的认定并不认可,认为丰台区公安分局未予刑事立案的行为属于明显的不作为和轻纵,于是在发出自媒体新闻后同样开始寻求法律救济。此时首先涉及的是,李某对于丰台区公安分局未予刑事立案的行为如何救济的问题。

  而这一问题所关涉的背景又包括,公安机关兼具刑事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双重身份,其刑事司法行为和行政行为也因此分别由《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所调整。未予刑事立案的行为显然属于刑事司法行为,只能根据《刑事诉讼法》予以救济,而不能提起行政诉讼。2000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就已经将“公安机关的刑事司法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这一规定也被2018年的新行诉解释所吸收。

  据此,对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行为,李某及其妻子只能依据《刑事诉讼法》向检察院提出,由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行为是否存在失当予以监督和纠正。

  针对第二个问题。丰台区公安分局在对沙某等人作出不予刑事立案的决定后,认为其行为虽然不构成犯罪,但已属行政违法,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23条第1款,“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的,尚未构成严重损失的”,予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此处要析分的这一行政处罚的妥当性。

  公安机关予以行政处罚的首要原因在于:行政违法的确认原则上是不需识别是否有主观故意或是过失的,而是以客观效果为判断基准。但此处丰台区公安分局将沙某等人的行为定性为“扰乱公共秩序”,而对其予以处罚,此处的法律适用是否妥当似乎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

  在李某披露的消息内容以及公安机关嗣后进行的案情通报中,似乎都未强调沙某等人“抢孩子”的行为给事发所在地的大红门银泰百货的经营秩序造成“任何影响”,也未有内容显示因此事件的发生,银泰百货的经营秩序“不能正常进行”,唯一跟行为发生地有关的信息是因为商场人多,李某妻子在大声呼救后,马上就有群众围观且在沙某等人离开后协助报警。因此,沙某等人在本案中所侵犯的首要法益并非商场的“经营秩序”,而是李先生孩子的人身权益。

  如果我们再仔细观察下实践中公安机关对“扰乱公共秩序”罚则的适用,也会发现其中的粗放乖戾,诸多在公共场所发生的似有“可罚性”的行为,最后都被纳入“扰乱公共秩序”,而这一条的原则性规定也为容纳这些可罚性行为提供了相当空间。

  本案中的法律适用恐怕也是这样的思考路径:沙某等人的行为虽不构成犯罪,但造成当事人惊恐,引发人群聚集,必有“可罚性”,但在法律适用的选择上,因为无法精准归入“侵犯他人人身权益、财产权”的具体罚则中,于是就由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扰乱公共秩序”来兜底。这种适用逻辑与刑法中被滥用的“寻衅滋事”几乎如出一辙。

  针对第三个问题。李某作为一名孩子被抢、惊惧和忿怒难抑的父亲,认为丰台区公安分局仅对沙某等人进行5日行政拘留(沙某因身体原因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和《警察法》的规定,最后并未执行行政拘留的处罚)的处罚不服,要求对沙某等人加重处罚。其感情可以理解,但在法律上他是否拥有此项请求权同样需要更细致的讨论。

  《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虽然概略地肯定了受害人的原告资格,“要求行政机关追究加害人法律责任的”受害人,可作为原告提起行政诉讼。但这种概观的规定在近年的审判实践和学理研究中也获得细分。

  在治安处罚中,因为公安机关垄断了惩处违法行为人的公权力,因此,如果受害人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未予任何答复和处理,基于公法上的“不足禁止”,受害人当然有权对公安机关的不作为申请行政复议或是提起行政诉讼;但如果受害人的诉求是要求加重处罚,可能就无法概观地认可其请求权的存在。原因是公安机关对如何处罚加害人拥有法律所赋予的裁量权,只要其并未逾越裁量界限,构成裁量瑕疵,公安机关的行政判断就会被法院所认可。

  三、公权信任危机

  因为涉及刑事与行政的交叉重合、涉及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认定的标准各一、涉及法律规范的解释、涉及受害人的法律权益的保障与限制,“大红门抢孩案”背后的法理问题并不能简单地归为公安局的决定是否属于“轻纵”,而需要更客观审慎地分析。

  法律问题犹可抽丝剥茧,案件所折射出的公权信任危机却无法轻易得到化解。

  “大红门抢孩案”中,因为公安机关并未如当事人所愿对加害人追究刑事责任,当事人李先生迅即联想“公安机关可能与拐卖儿童团伙互相勾结”,甚至笃定主管派出所所长是为了避免自己的辖区在国庆期间出事蒙黑,而选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当李先生将此臆测与事件过程一并发至网上时,上述臆测竟获得诸多网友广泛认同,大红门案中的公安机关也因此成为“和稀泥式执法”的典型。尽管北京警方为应对上述舆情风波而于10月5日宣布对案件进行复核,并在10月6月详尽通报了案情经过,但这些应对机制似乎都很难彻底消除公众的猜忌疑虑。

  “大红门抢孩案”只是当下诸多典型案例中的一则,公众似乎宁愿相信案件确有猫腻,也不愿审度警察是否“背锅”。究其原因除了在于数据化时代,当事人可便捷地使用所有自媒体渠道发布消息,先入为主地主导公众认知和情绪外,恐怕还有社会整体对于公权信任的渐次流失。这种流失屡屡导致国家机关即使嗣后积极进行舆情应对,似乎也无法彻底克服信任危机。

  而这种信任危机产生的很大原因又在于,现代行政任务日趋复杂,社会结构同样分层多样。在传统模式下,行政似乎只要遵守法律,保证其实体决定的正确就能为自身盖上“正当”的标签,但在现代行政下,不仅行政职能已无法仅通过行政机关强制性、单方性的高权命令就能够达成,行政决定本身的可接受性和正当性也不再只是依赖其实体是否正确,而在于其做出程序是否公开透明,行政机关在此过程中是否进行了充分说理,而各方主体也是否都适宜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和诉求。这些原本在传统行政中只具有“辅助功能”的程序问题和弹性问题,此时已经变得骤然重要,甚至从根本上决定了行政决定本身的可接受性和正当性。

  本案中,公安机关是否充分关注了上述程序问题不得而知,但从李某事后的表述来看,公安机关在对沙某等人予以行政拘留处罚时,似乎并未对作为受害人的李某及其亲属予以充分的理由说明,因此也就难以避免当事人的猜疑。

  信任一旦流失再要弥合就更加困难,但这也警醒公权机关在未来的执法中,除了要确保活动在法律的框架内,恐怕还要放下身段,充分地履行一些软性的程序规则,尤其是及时和充分的事实告知,认真和全面的理由说明,由此才能使实体正确的行政决定同样获得可接受性、可理解性与可信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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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赵宏,系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教授。法治中国,不在宏大的叙事,而在细节的雕琢。在“法治的细节”中,让我们超越结果而明晰法治的脉络。本专栏由法律法学界专业人士为您特供。

[固原新闻]固原乡村公交停运上万村民出行受阻(图)

  固原乡村公交停运上万村民出行受阻(图)  公交站内停满了罢运的公交车。

  本报记者 剡文鑫文/图

  事件:农村公交集体停运

  从2月12日至2月15日晚,固原市农村公交停运超过100班次。当下,正值人们外出务工、上学、探亲访友之际,公交车长时间停运,给村民出行带来极大不便,村民们不得不坐乘“黑车”出行。为此,不少村民到当地公交公司反映,要求尽快恢复营运。据了解,此次停运的原因竟为超载。

  昨日,记者来到固原市城乡公交站,发现院内停放着几十辆公交客车,在城乡客运班次调度牌上,除了城市公交正常营运外,35条农村公交线路上的班次为零。公交站站长何勇介绍,正常运营时,共有46辆公交车,35条线路,130个班次。“按照每班次核定人数40人估算,影响出行人数每天超过5000人,3天至少1.5万人,这还不包括路上随时停靠上下车的人。”何勇介绍说,公司也动员司机正常出车,但司机均以亏损为由拒绝出车。

  起因:禁超载司机拒出车

  据了解,固原城市公交于1998年开始营运,解决了市民出行难的问题,但固原市区周边农村由于缺少客运车辆,村民往往搭载三轮农用车,由此导致交通事故频发。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求城市公交延伸服务路线,实行城乡公交一体化,从而解决了农用车载客的问题。从2002年开始,固原城市公交车辆全部加入城乡公交大循环。“虽然公交客车票价是同等线路公路客车票价的一半,但公交车辆不受座位限制,载客率较高,农村公交收益还可以。”何勇表示。

  去年11月开始,固原交警部门将客车超员列为查处重点,同时要求公交客运车辆必须按照行驶证上核定的人数载客,否则将一律按照超员处理。司机祁小龙说,从固原至三营,公路客车票价为6元,农村公交票价为3元,核定人数为40人,“若按核定人数载客,每趟班次盈利很少”。虽然盈利减少,但至事发前,公交客车依然按照交警部门的要求载客。

  今年2月12日,固原市交警部门再次加大对客运车辆整治力度,对于超过城市核定范围的公交车辆,要求载客人数全部按照座位数量载乘,否则将按超员处罚。何勇介绍说,自固原城乡公交一体化实施后,120多个农村公交班车辆次全部超过核定人员范围,都要按照公交车座位载客,客车司机认为亏损太大,难以承受。祁小龙说:“相同型号的7米客车,公路客车座位为24座至31座,但公交客车的座位为18座至20座,且公交客运票价比公路客车便宜,公交客车运行里程越长亏损越多。”尤其让司机感到不平的是,他们购买客车保险,上缴各种费用,都是按照行驶证上核定载客人数缴纳的。“我们也不能私自加座位,这样就会违法。”司机说,在这种情况下,参加农村循环营运的公交车全部停运。

  交警:安全出行才是关键

  就此,固原市交警支队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公交客车是指城市内专门从事交通客运的机动车,公交客车载客人数一律按照行驶证上核定的人数载客,一旦出了城市范围就属于公路客车,而公路客车载客人数都是按照核定座位为准。

  该负责人介绍,公路客车和公交客车的技术参数、行驶道路、速度都不一样。一般情况下,城市道路相对平坦,车速慢,即便超过行驶证核定人数一般不会发生大的事故。而农村道路相对崎岖,且车速较快,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超载,将会增加客运危险。为此,交警部门要求固原城乡公交车辆,在城市范围内按照行驶证核定的人数载客,超过城市范围必须按照公路客车座位载客,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确保旅客出行安全。

  目前,此事还在进一步协商解决中。

[昌吉新闻]昌吉州“7·10”系列虚开发票案一审宣判

  亚心网讯(通讯员 高峰)2012年6月,昌吉市国税局在受理昌吉市新祥绒毛制品有限公司注销申请时,发现该公司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嫌疑,且于2011年已注销的2户企业(昌吉市鑫诺绒毛制品有限公司、昌吉市昌达绒毛制品有限公司)有关联关系,逐将相关资料移交昌吉州国税局稽查局。稽查局在掌握涉案企业部分虚开发票的事实后,及时将案件线索移交公安机关。7月10日,公安部门迅速与税务机关组成专案组展开调查,并将案件命名为“7·10案件”。

  昌吉市新祥绒毛制品有限公司,2011年9月成立,私营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乔新忠,投资人乔新忠、沙涛,主要从事农畜产品收购、销售。2011年12月被主管税务机关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昌吉市鑫诺绒毛制品有限公司,2011年3月成立,私营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1月29日注销。法定代表人沙涛,主要从事农畜产品收购、销售。2011年5月被主管税务机关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昌吉市昌达绒毛制品有限公司,2011年2月成立,私营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10月注销。法定代表人沙德,主要从事农畜产品收购、销售。2011年3月被主管税务机关认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经查明,马西田、仝晖、沙涛、马训有等人,为虚开发票牟取非法利益,成立昌吉市新祥绒毛制品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通过从税务机关套取农产品收购发票和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手段,虚构收购业务,虚开农产品收购发票3227份,金额28474万元,申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3701万元;无货交易,为天津、河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广东、四川和新疆11个省区的153家单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384份,金额21997万元,税额3740万元。

  2013年12月,昌吉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该案主犯马西田无期徒刑、仝晖有期徒刑14年、沙涛有期徒刑7年、马训有期徒刑7年。马西田等人对一审判决不服,向昌吉州中级法院提出上诉,目前该案尚在二审当中。

  (编辑:蒋丽娟)

  (原标题:昌吉州“7·10”系列虚开发票案一审宣判)

[新疆库尔勒新闻]陆军承办“国际军事比赛-2018”赛后新闻发布会在库尔勒举行

  

  

  新闻发布会现场。袁凯 摄

  8月10日上午10时,陆军承办“国际军事比赛-2018”赛后新闻发布会在新疆库尔勒举行。各国参赛队领队代表、中外媒体记者等相关人员参加。

  会上,陆军政治工作部宣传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廖燕灵大校首先对“苏沃洛夫突击”步战车组、“晴空”防空导弹兵、“安全路线”工兵分队3项比赛成绩进行了通报,中国参赛队取得3个团体第一、6个单项第一。廖燕灵大校表示,10个国家参赛队员在赛场上相互切磋、共同进步,留下了同场竞技的美好回忆,收获了军事交流的丰硕成果。整个比赛始终在公平公正、互学互鉴、友谊共赢的气氛中展开,各参赛队充分展示了过硬军事素质和顽强战斗作风,可以说,每名队员都是优胜者、每支队伍都值得敬佩。随后,发布会进入记者提问环节。

  乌兹别克斯坦参赛队领队代表巴依别科夫中校在接受记者提问时表示,十分感谢中方对此次赛事做的充分工作。赛前,他们进行了大量的备赛工作,最大的收获就是在与中方教练员交流中,学到了很多中方装备的新技术和先进训练方法。

  埃及参赛队领队代表阿里?拉贾伊上校在接受记者提问时表示,今年埃及代表团在“晴空”防空导弹兵项目取得的成绩是迄今为止最好的,这既有队员们的刻苦努力,也离不开中方教练员的辛苦付出:“十分感谢主办方,也祝愿国际军事比赛在中国越办越好。”

  “作为主办方,中方始终秉承‘开放、公平、公正、共赢’的办赛理念,为各国参赛队都提供了同样的比赛和备赛条件。”俄罗斯参赛队领队代表皮缅科夫上校在接受记者提问时表示,俄罗斯参赛队今年的成绩与去年相比,有了很大提高,这离不开各国参赛队员在比赛中的深入交流与沟通,而这也是国际军事比赛的初衷:“十分期待明年的比赛,也祝愿各国代表团能在比赛中能取得更好成绩。”

  “这不仅仅是一次比赛,更像是兄弟间的聚会。”委内瑞拉参赛队领队代表卡斯蒂罗中校在接受记者提问时表示,作为主办方,中方为此次赛事的顺利进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也赢得了各国代表团的一致认同:“衷心祝愿比赛越办越好。”

  最后,各国参赛队领队代表进行了集体合影留念。(李清华、张圣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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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南新闻]西藏山南·湖南招商引资推介会在长举行 许成仓张健出席|张健|山南|推介会

  华声在线7月30日讯(湖南日报·华声在线记者 孙敏坚 邓晶琎 通讯员 文湘进)今天下午,西藏山南·湖南招商引资推介会在长沙召开。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山南市委书记许成仓推介合作项目,并邀请湘企组团参加第四届藏博会。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张健出席并致辞。

  许成仓对湖南24年来对口援助西藏山南所作出的突出贡献表示感谢。他指出,山南资源禀赋、优势突出,有丰富的特色高原农牧、文化旅游、民族手工、野生药材、优势矿产、清洁能源等资源,尤其是中央赋予了西藏在财税、金融等方面的一系列优惠政策,是湘企投资兴业的理想之地。热情欢迎更多湖南朋友走进山南、认识山南、投资山南,携手共进,合作共赢。

  张健表示,24年来,湖南和山南共同打造了以对口援助为平台的“南南合作”模式,在日益密切的经济社会交流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湖南将继续积极投入到富民兴藏、长期建藏的工作中来,希望广大企业家立足企业产业优势和发展方向,在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商贸流通、农产品种植加工等领域加大产业援藏力度,推动共同发展、实现共享共赢。

  此次推介会围绕特色农牧、绿色产业、旅游文化、智慧产业、新型城镇化建设、清洁能源等产业6个方面,共推出了38个项目,总投资280.8亿元。

[沁水新闻]沁水地税“五提醒”方便纳税人

  本报讯 (记者李全宏通讯员赵军乔凌云)7月2日,家住沁水县龙港镇柳庄社区的张叶女士来到了沁水县地税局办税服务大厅,愉快地办理了纳税手续,在征求意见卡上写下了“税务局的‘五提醒’方便了我们纳税人,为纳税人服务不再是一句空话”。

  沁水县地税局开展纪律作风整顿以来,在全县推出以“税务登记提醒制、纳税申报提醒制、新税收政策提醒制、稽查查前提醒制、优惠政策提醒制”为内容的“五提醒”服务纳税人制度,“五提醒”的推出把单纯的事后处罚转变为事前、事中告知提醒和事后依法行政并重,避免和减少纳税人由于非故意行为而受处罚的情况,融洽了征纳关系。

[怀远新闻]榆林怀远曼哈顿楼盘变相抬价 转让费交一二十万

  

  榆林的陈女士买了新建楼盘“怀远曼哈顿”的新房,签订买卖合同时,对方却让签一份转让协议,并交14万元转让费,否则不给签合同。

  遭遇此问题的不止陈女士一人,此楼盘多名购房者反映被收数额不等的“转让费”。

  对此,榆林市高新区管委会综合办公室主任高忠胜昨日表示,已成立了调查小组进驻该楼盘调查。

  反映:

  不签转让协议 不给签合同

  24日,在榆林市高新区榆溪大道“怀远曼哈顿”售楼部,数十名业主正在追讨收取的“转让费”。据业主陈女士称,2012年8月,她看中了该楼盘一套98平方米的房子,到售楼部交了20万元定金,并办了购房手续。“当初在订购房子时,和开发商签订了一份认购协议书,协议书中明确标注每平方米房价为9017元。”陈女士说。

  然而,一年后在签订买卖合同时,售楼部竟让她先签订一份房产转让协议,协议中出让房屋的人为“刘××”,“这岂不是成了二手房?”陈女士感觉这里边有问题,但被告知如果不签房产转让协议,榆林市怀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就不给签商品房买卖合同,也不退还20万定金。为免损失定金,陈女士便签下了这份转让协议。

  类似情况不光发生在陈女士一人身上,在售楼部,有数十名业主纷纷讲述,他们都被迫签订了一份转让协议和一份商品房买卖合同,而转让协议出卖方都是“刘××”。但业主们谁也没见过刘××,也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

  业主:

  加上转让费 房价贵了很多

  业主们认为,开发商以“转让费”的名义变相抬高房价,每套房子加收了数万到数十万元不等的“转让费”。“据我们统计,有四五百户业主遭遇了同样问题,初步估算偷税近千万元。”现场一名业主说,他的房子在30层,98平方米,转让费交了12.4万。现场还有几名业主拿出合同显示,转让费交了20多万元。

  据陈女士介绍,转让费是根据房子的建筑面积和楼层高低收取,她家在12层,最后算下来,收取的转让费就在14万元左右。“房产转让协议中规定,购房者按约定付清刘××转让费之后,才可以另行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如果不付清转让费,就不给签商品房买卖合同。”陈女士说。

  据了解,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房价每平方米八九千元,而加上“转让费”实际价格已经超过了1万元。数十名业主在售楼部追讨1个多月,一直未获答复。

  工作人员:

  是其他投资人操作

  华商报记者从榆林市怀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了解到,“怀远曼哈顿”楼盘是怀远地产与其他3个投资人合资建设的。榆林市怀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一名工作人员说,售楼部出现的“转让费”情况与怀远地产无任何关系,都是其他投资人在操作,“刘××是该项目其中一名投资人,据听说是煤老板,与公司没有关系,售楼部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该工作人员说,公司负责人出差了,售楼部出现的问题应该向售楼部了解。

  业主们一个月以来一直聚集在售楼部,除了几名普通工作人员外,售楼部并无其他负责人。怀远地产公司负责人和“刘××”的手机也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管委会:

  正详细了解每个购房者的诉求

  昨日,榆林市高新区管委会综合办公室主任高忠胜表示,管委会上周已成立了调查小组,“由管委会党群工作部部长张联国具体负责,他们已经进驻到‘怀远曼哈顿’售楼部,正对此事展开调查。”高忠胜说,最终调查结果将上报市政府开会决定处理意见。

  对此,张联国表示,在业主们的诉求中,反映最多的问题就是“转让费”问题,他们正在对每个购房者的诉求进行详细了解,然后将调查结果统一汇报到管委会。

  至于该楼盘是否涉嫌偷税,榆林市地方税务局相关负责人称,房地产税费统一按工程进度进行征收预交税费,工程全部完工之后进行一次性清算,多退少补,“现在该楼盘还未全部完工,是否涉嫌偷税行为还不能确定”。

  律师说法:

  陕西富能律师事务所律师马飞荣分析认为,当初,房地产在变更履行合同时,购房者有权利终止合同。现在既然签订了房产转让协议和商品房买卖合同,购房者就在客观上认同了合同有效。至于房地产变相收取转让费,有两个目的,一是逃避限价房的法律规定,二是存在逃税行为,这应当属于相关部门在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 (记者 张云飞 李敏)

  这些楼盘有问题要小心

  浐灞新天地售楼部人去楼空 业主23万首付款打水漂

  新房房顶钢筋露出来 开发商已开始维修问题部位

  泾阳一楼盘存安全隐患被政府叫停 数百购房者两难

  西安悦西湖楼盘购房合同漏洞多 五证不全仍在销售

[临汾新闻]临汾市区首个煤改气置换工程在临汾开发区南焦堡社区送气完工

  山西新闻网·临汾频道 9月1日,临汾市区155平方公里范围内首个煤改气置换工程在临汾开发区南焦堡社区提前送气完工。该社区居民褚志明打开燃气灶后激动的说,“煤改气让我们彻底告别了燃煤做饭、供暖的时代,远离了煤污染,给我们社区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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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上午,临汾开发区在南焦堡社区举办煤改气置换送气现场观摩会。临汾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郑育敏,临汾市住建局、环保局相关领导,太原煤炭气化(临汾燃气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杜宇峰及公司班子成员,临汾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班子成员张亚斌、刘彦明、王玉琦、王文艺,以及滨河办事处、各办局、中心负责人,各社区干部参加现场观摩会。观摩会由临汾开发区党工委委员刘彦明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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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摩会上,开发区建设规划局副局长、工程指挥部副指挥长赵喜廷介绍了开发区清洁供暖总体情况;南焦堡社区居委会主任乔亮亮介绍了该社区煤改气工程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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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育敏在讲话中指出,临汾清洁供暖工程是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一项重大民生工程,同时也是楼阳生省长包联的改善民生、改善生态环境的重点工程。临汾开发区把此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成立了清洁供暖工程领导组和前线工程指挥部。指挥部挂图作战、倒排工期,施工单位太原煤气化临汾燃气公司加班加点,社区居民积极配合,共投入资金一亿多元用于工程改造,确保了生态环境整治工作的顺利推进。

  就如何做好下一步工作,郑育敏要求,办事处和社区干部要深入通气的居民家中,宣传好天然气使用安全常识,确保用气安全。指挥部和施工单位要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科学组织施工,争分夺秒、快马加鞭,做到一个社区不漏,一户居民不落,全力以赴做好工程扫尾工作,确保工程按期完工,坚决打赢打胜清洁供暖攻坚战,向临汾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为再造临汾碧水蓝天做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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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育敏宣布临汾开发区南焦堡社区煤改气置换送气开始,工程人员开始为居民家中燃气灶送气。随后,与会人员参观了燃气调压站,并到居民家中观看了燃气灶使用情况。(通讯员 张东明 辛慧)

[宜兴新闻]宜兴探索薄弱村“造血”新路

  本报讯“这块闲置多年的土地很快就要租用出去,以后,村里每年将增加十多万元的收入。”近日,望着正在进行土地平整的施工现场,张渚镇凤凰村书记曹庆云告诉记者。多年来,为了甩掉经济薄弱村的帽子,凤凰村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出路,但苦于资金有限,很多时候心有余而力不足。去年,省里的一笔项目扶持资金给村里打了一剂“强心针”,给他们找到了增收新路子。

  在宜兴,像凤凰村一样得到省级资金扶持的经济薄弱村共有30个。去年9月,江苏省选择12个县(市)开展试点,宜兴列入其中。据了解,目前宜兴共有71个经济薄弱村,以往每年的市级扶持资金有限,只是让村“爬坡而没有过坎”,而此次的“输血”有前提,需以项目为依托。薄弱村要开展以土地股份合作、提供农业配套服务、闲置资产利用、购置经营性房产、混合经营等五种方式的项目,由此提高村级“造血”功能,达到精准扶贫的目的。

  “许多贫困村有着较多的土地资源,想要让其‘生金’,还是要做好土地这篇文章,因此在五大项目类别中,给予开展土地股份合作的村200万资金扶持,其他类别则为50万。”宜兴市委农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周铁镇前观村申报了“农民土地专业合作社”项目,农民以土地的形式入股,由村统一负责粮食种植、销售等,到年底,农民不仅可以领到一笔固定的土地入股收益,还可享受到销售利润内的一笔分红。去年,村里流转了200余户村民的600多亩土地,开展优质粮油规模种植。规模经营后,种植机械化程度大大提高,村里利用扶持资金采购了插秧机、烘干机等一批机械化农机,还建起了一座库房,实现了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龙。“生产的大米统一包装,10斤的礼盒可以卖到80元。去掉成本,每亩有300元的净收入,我们也逐渐可以在温饱的基础上实现增收了。”村书记王育明笑着说。眼下,村里正在配套建设田间道路、小农水工程等,待收益稳定后,逐渐扩大种植规模。

  而在新建镇臧林村,村里打开了发展思路,新建了一个农贸市场,靠收取摊位租金增加村级收入。臧林村一带以螃蟹养殖、蔬菜种植为主。“以往,村民无论是卖菜还是买菜都要跑到几里外的集镇上去,很不方便。若在村里造一个农贸市场,不但可以满足村民日常需求,还能吸引周边金坛的商人过来交易,一举两得。”村书记赵顺根介绍。目前,经过几个月的建设,农贸市场已进入了内部装修阶段,内部可容下30多家商家经营。赵顺根粗算了笔账,待正式运营后,村里可增收8万元左右的收入,到时候将这笔资金用于农户蟹塘边的道路修缮、拓宽,造福百姓。(蒋梦蝶)

[古蔺新闻网]古蔺县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工作现场推进会:合力攻坚 精准脱贫

  四川新闻网泸州5月29日讯(市扶贫移民局)5月28日,古蔺县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工作现场推进会召开。泸州市委书记蒋辅义,市委副书记、市长刘强参加并讲话。

  与会人员现场督导东城农产品加工产业园,东新镇呐喊村猕猴桃基地及村脱贫“五有”达标情况,石屏镇脱贫“三有”达标情况,鱼化大理石集中加工区,护家生态循环农业综合体示范项目等。

  在听取古蔺县委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工作汇报后,蒋辅义指出,要合力攻坚、精准脱贫,集中力量支持古叙两县脱贫攻坚。古蔺县要以脱贫攻坚为统揽,推动一切工作向脱贫攻坚聚力聚焦,确保2019年全面完成脱贫任务。

  蒋辅义强调,合力攻坚要整合全市上下资源、争取方方面面的支持。要争取中央对口帮扶项目,获得更多资金、金融扶持;要争取省上政策资源,用好扩权强县政策争资争项;要整合市上资源,市级部门“带帽”以外的资金项目,都要全部向古叙两县倾斜;要用好浙江对口帮扶力量,列出产业项目清单并加强对接,推动企业合作、优势互补、互惠互利;要引导和用好社会力量帮扶,调动爱心企业、成功人士等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脱贫攻坚事业。

  蒋辅义强调,精准脱贫关键是要精准落实、如期脱贫。要落实“脱贫工作务实、脱贫过程扎实、脱贫结果真实”的要求,一切都要实实在在,不能有任何形式主义、不能有任何水分。要精准落实对标补短要求,按照国家“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标准和省上贫困户“一超六有”、贫困村“一低五有”、贫困县“一低三有”的退出标准,抓紧补齐工作短板和薄弱环节;要精准落实产业就业扶贫,全力发展甜橙、猕猴桃、肉牛、丫杈猪、烤烟等特色产业,做实龙头企业与产业基地、集体组织、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推动贫困群众稳定脱贫持续增收;要精准落实基础设施扶贫,抓紧实施水、电、路、通信等基础设施项目,务实推进道路交通建设,采取特殊政策推进农村电网改造、确保2019年上半年全面完成任务;要精准落实公共服务,对标建设学校、医院、便民服务中心、文化站等,提升公共服务能力;要精准施策调动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各级各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大力弘扬长征精神,统筹抓好脱贫攻坚与社会风气治理、基层治理等工作,进一步激发群众的脱贫主体意识,共同发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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